額爾古納河畔的“離歌”

　　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典》一書的開篇說過這樣的話：“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遲子建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額爾古納河右岸》就是這樣一本我正在重讀的經典。
　　
　　翻開書，我不知不覺地跟著遲子建走進了額爾古納河右岸，走進了鄂溫克人的“希楞柱”，走進了他們的馴鹿群，走進了大興安嶺廣袤的山林……
　　
　　遲子建講述了生活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三代鄂溫克人的故事。故事很長，時間跨度百年。遲子建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她選擇了第一人稱“我”作為講故事的人。這樣的角度給了讀者一種親切感和真實感。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看老了。
　　
　　……
　　
　　我是個鄂溫克女人。
　　
　　我是我們這個民族最后一個酋長的女人。
　　
　　我出生在冬天。我的母親叫達瑪拉，父親叫林克。母親生我的時候，父親獵到了一頭黑熊……父親那天運氣不錯，他收獲了兩樣東西：一個圓潤的熊膽，還有我。
　　
　　這樣的開頭是不是很自然、很親切、很別致？不僅如此，這樣的開頭還有一個妙處：“我”自然嵌入故事中，而“我”的上一代人自然出場了。接下來通過“我”的講述，幾代人的活動及糾葛、多個人物的個性及命運、多種動物的習性等，便在作者的筆下流淌出來了。小說給讀者的感受是：除非“我”累了、老了、講不動了，否則故事可以一直講下去。
　　
　　整部小說故事套著故事，一個故事連著另一個故事。雖然出場人物眾多，但幾乎每一個帶名字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個性鮮明的，都是有別于他人的“這一個”。尼都薩滿、林克和達瑪拉，哈謝和瑪利亞，坤得和依芙琳，伊萬和娜杰什卡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愛恨情仇，達西的馴鷹，妮浩的跳神，“我”先后和拉吉達、瓦羅加的結合，馬糞包的自殘……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既相對獨立又相互勾連，常常在“意料之外”，但又都在“情理之中”。這些故事仿佛不是遲子建創作出來的，而是原本如此，遲子建只是一個記錄者、講述者。
　　
　　小說的結尾意味深長：世世代代生活在森林里的鄂溫克人下山定居了。這是故事演變的結果，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卻也是遲子建創作這部小說的動因。作為同時代人，我非常理解遲子建一定要講述這個故事的心理和情感沖動。我以為，遲子建是要用文學作品為即將消逝的鄂溫克人古老的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和生命樣態留下一個永久性的“標本”。
　　
　　讀《額爾古納河右岸》，勾起了我對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話題的深入思考：人們常說，科技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但人類能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變幻莫測的科技嗎？鄂溫克人從森林遷居城鎮，他們得到新居的同時失去的是什么呢？甚或他們更想得到和憧憬的是什么呢？
　　
　　我以為，假如我們把科技看作一匹馬，那么掌握韁繩的只能是人類自身，否則人類將淪為被科技玩弄于股掌之間的卑微生命。人應該有敬畏之心，這是人類的自我約束和行為準則，那么，由人類創造出來的科技是否也應該自覺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呢？一些逐漸消失的印證人類文明、規范人倫秩序、促進天人合一的傳統習俗、文化基因，似乎已經給出了答案。
　　
　　鄂溫克人最終離開森林下山定居時，不少人專程趕到內蒙古去見證這一時刻，而遲子建決定深入采訪，潛心創作，用文字給鄂溫克人唱一首“離歌”。我以為，前者是“看客”，而遲子建則是“思客”。很顯然，文化傳遞、文明傳承、文脈傳續更需要的不是“看客”，而是“思客”。
　　
　　在讀《額爾古納河右岸》之前，我對鄂溫克族這個人數極少的民族一無所知。然而人性是相通的，當遲子建帶領我們走進鄂溫克人的生活時，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仿佛就在我們眼前，仿佛我們彼此非常熟悉，只是沒有見過面而已。正如卡爾維諾所說：“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們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的書。”是的，我在初讀這部作品時的確有一種“重溫”的感覺。
　　
　　（作者系職業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