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仲懷院士：“不服輸”的人生

　　蠶業科學技術在歷史上經歷了三次大轉移：自17世紀開始，世界蠶業科技中心從中國轉移至歐洲，再到日本，在本世紀初始回歸中國。如今，我國蠶業科學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穩穩占據著“21世紀絲綢之路”的高地……時局的扭轉來之不易。這離不開代代蠶桑人的艱苦奮斗，其中不得不提及一位叫作向仲懷的老人。
　　
　　今天，年近90歲的向仲懷仍然堅守在西南大學的教學科研崗位上，作為我國蠶桑科學界唯一的院士，他六十余載初心不變，躬耕蠶桑，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家蠶基因庫，率領團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張“家蠶基因組框架圖”，推動中國蠶桑業不斷轉型升級……
　　
　　我出生在重慶武隆，這里地處武陵山與大婁山交匯的地帶，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因此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從大山里走出來的孩子”。
　　
　　初中畢業前，父親買了一本《偉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深深吸引了我。那是一本介紹蘇聯科學家米丘林的科普性讀物。米丘林把蘇聯南方的蘋果，移栽到了北方，還嫁接成功了蘋果梨，我當時覺得特別神奇。作為一名偉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一生都在辛勤勞動，他偉大的人生經歷讓我深受感動。那時，我便下定決心，要像米丘林一樣，用科學技術建設家鄉、報效祖國。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初中畢業后，我選擇進入涪陵農業學校學習。在那里，我掌握了一套自己的學習方法：融會貫通，舉一反三，面對挑戰，主動出擊。平日里，我特別喜歡和同學們討論問題，大家提的問題越難，我就越來勁。那時的我還沒有意識到，這股在困難面前不服輸的勁頭，會成為我日后在研究道路上突破逆境的鑰匙。
　　
　　1954年，我被西南農學院蠶桑專業錄取。大學的學習生活，為我打開了另一片廣闊的天地。那個時候，“年少輕狂”的我總愛發出些自己的聲音，哪怕與老師的觀點不同，我也不會退讓。記得在一次講遺傳與變異的課上，老師讓我們在桑園觀察各種桑樹的形態，來解釋遺傳與變異。我雖有些不好意思，但還是大膽地對老師的立題提出了疑問。因為我認為，不同桑樹的相似性不是變異，只有代與代間的關系才屬于遺傳與變異。話音剛落，周圍的爭論聲就開始此起彼伏。好在爭論的結果證明了我的觀點，這也再一次驗證了思辨在學習中的重要性。
　　
　　直到現在，我都特別感謝大學四年里老師對我這種特立獨行、年少輕狂的包容，感謝老師對我義無反顧的支持托舉。這些經歷也為我日后的教師生涯提供了寶貴啟發。無論博士生、碩士生還是本科生，我都歡迎他們和我多探討、多交流。在我看來，人的成長也好，創新也好，都需要保持辯證的思維，要善于思考、敢于質疑，要勇于發出不同的聲音。
　　
　　學習研究的終極目標是解決問題。在我畢業留校后不久，四川射洪等川北蠶區接連遭遇不明原因的蠶病，給蠶農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1959年3月，我被抽調派往射洪的重災區書臺公社搞蠶病防治。
　　
　　工作的開展并不順利，我們和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每日的伙食是“稀米菜湯”。更嚴峻的是，即使我們每天都堅持跑蠶房、收標本、做剖析，也久久沒能找到病因，加之我們是把顯微鏡放在高板凳上觀察標本，還被人說成是“用高射炮打麻雀”，做了無用功。看著一批又一批的蠶死去，工作組的許多同事失去信心，開始陸續離開，最后只剩我和夏儒山老師堅持留了下來。“我們一定要把問題找到！”我當時下定了決心，頂著壓力繼續堅守，歷經4個月的艱苦探索，終于有一天在一包標本里，發現了一只腹部膨大的小蟲。之后，我們又在其他標本上也發現了同一種蟲子，經過仔細查閱文獻，最終確定它就是這次蠶病的致病源——此前我國尚無記錄的壁虱，成功地終結了這場“災害”。對于我而言，這次磨礪讓我真切體會到了不畏挑戰、執著堅守的重要性，對我日后的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前輩、師長的教育和影響。1962年，我有幸成為我國家蠶遺傳學奠基人蔣同慶教授的助手。我在做好科研的同時，還要做好先生所教家蠶遺傳學的答疑工作。當時，我們采用部分國外教材，我必須做足功課，把所有內容都提前搞懂，這個過程很是艱辛，卻讓我的科研素養得以提升，進一步錘煉了科研的韌性。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繼續踐行著先生的這份堅守，潛心蠶桑研究，以助教和講師的身份一干就是30年。我逐漸意識到，中國的蠶學研究雖然歷史悠久，但是研究方法、手段還比較落后。因此，1982年得到去日本信州大學纖維學部家蠶遺傳及發生學研究室學習的機會時，我暗下決心，要學到最新的技術，把最前沿的東西帶回國。
　　
　　兩年時間，我制定了周密的研究計劃，以3到4個月完成一個項目的進度緊鑼密鼓開展研究，全力積累研究資料、掌握先進技術，為回國后的工作做好充足準備。
　　
　　在日本的學習充實但也很有挑戰。剛到日本的時候，我意識到要做好研究，首先要掌握數據處理技術，不會怎么辦？只有自學。于是我把國內編寫的一本程序語言書帶到日本，對照著自學起了編程，硬是把這塊“硬骨頭”啃了下來。數據處理可是個大工程，蠶每天吃多少、排多少、長多少，這些數據都需要大量調查。雖然枯燥，但這項工作卻非常關鍵。等到留學結束，我便把其間獲取的書籍、材料、器材等全部帶回祖國，并分享給了實驗室，讓青年教師們及時掌握當時最前沿的技術，為我們在后期奮起趕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研究的道路不可能總是坦途，困難和機遇常常并存。新世紀伊始，人類基因組草圖的發布開啟了生物科學的基因組時代，家蠶基因組成了國際關注和競爭的熱點。本著開放研究的態度，2002年，我們憑借豐碩的前期研究成果，與日本達成了各自一半合作完成家蠶基因組測序的協議。卻不料日本次年獲得資助后便拒絕合作，單方面啟動了基因組測序，同時還把2003年定為“日本21世紀絲綢之路元年”。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但這場關系到民族尊嚴的“戰爭”我們必須打贏。于是，在尚未獲得國家資助立項的情況下，我決定壓上實驗室的全部家底，不惜欠款2000萬元，緊急啟動了測序工作。不服輸、不認輸，團隊成員帶著這股拼勁，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終于在2003年11月根據家蠶基因測序結果繪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張“家蠶基因組框架圖”，歷史性地奪取了“21世紀絲綢之路”的高地，其后又取得了桑基因組等一系列前沿成果，讓我國蠶業科學研究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回首這些成長奮斗的歲月，我深感來路的不易，但好在有心中的那股力量，一直推著我往前行。這股力量是什么？我想，前面所講的這些事情應該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使命擔當，是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而奮斗的志向。那是一種對真理的無限向往，是勇于探索、敢于拼搏的追求，更重要的，那是一種初心不改的執著堅守，是在挑戰逆境面前、不屈不撓的堅韌和越戰越勇的堅強。
　　
　　我也常常鼓勵自己的學生、鼓勵年輕教師在面對挑戰時要有一股子韌勁。但我也告訴他們，韌勁是需要支撐的，比如說，時刻保持對新知識的渴求和好奇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始終認為，通過主動性、創造性的學習，才能有自己的體會和更大的收獲。比起在每門課程上獲得優異的成績，我更看重能否多學幾門課、多獲得些新知識。在這個信息時代，還是要保持對閱讀的熱愛，直到現在，圖書館都是我的“自留地”，這么多年來，不管工作多忙，我都堅持做好規劃排序，把每天看什么安排得妥妥當當，閱讀對我來說，是一件終身不能停止的事業。
　　
　　（本報記者 楊國良 通訊員 雷四維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