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實施的三個途徑

　　美育不只局限于學校教育階段，更是面向人人的終身教育。美育的落地應借助“設計”的力量，從生活美學、環境美學、生態美學中為美育做潛移默化的鋪墊，重視設計對人趣味和修養的作用，提供相應的設施和空間，為學生搭建啟真啟善的自我學習環境，激發和滿足學生的興趣和想象力。概括起來，可以從生活美學的創設、環境美學的營造和生態文明的保護三個方面探討美育的實施路徑。

　　通過“設計”讓生活中的美與效用相與為一

　　美和效用的聯系在于美的事物是有效用的，區別在于有效用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當下人類從農耕、工業經濟形態步入了大審美經濟形態，這種新興經濟超越了產品實用功能和以服務為重心的傳統經濟，具有越來越高的審美價值，慢慢滲透到我們的審美趣味、審美積淀與審美理想當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生活美學。因此美育的落地，要從美學回歸到大眾，逐漸以美引真，去發現造物中美與效用相與為一的生活智慧。

　　生活中蘊藏著大量美，這些需要發現的美，完全可以通過“設計”來實現生活美的挖掘。美學大師佐藤卓監制的兒童教育節目《啊!設計》中，從“設計”的視角領略日常生活里普通事物的美好和驚奇,通過基礎的設計原理以及多樣化的視覺呈現對孩子進行思維認知和美育啟蒙。例如茶壺、醬油瓶以及小朋友愛喝的可樂瓶子，為什么都擁有曲線腰身?這是因為一個小小的弧度改變，方便我們用手去握住和拿起，立馬讓拿取便利起來，一點兒小小的設計巧思也讓器物看上去更加柔和美觀。利用“設計”來感受造物的智慧,實現審美的積淀，同時又在每一位觀眾的心里埋下了“未來的設計思想種子”，這種“種子”是審美與觀察，是一種設計思維，對美有鑒賞力的人才能創造更多美。生活美學是開展美育的主要工具，生活美學的創設亦成為檢驗生活美育的試金石。

　　通過“設計”讓環境中的美與文化相映成趣

　　在環境美學的營造中，建筑形態、城市色調，規劃設計、城市治理等既受到人們審美水準和美學素養的影響，又會反作用于人們審美認知與文化積淀。無論是盛世長安的“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還是六月西湖的“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這些詩歌都能讓人感受到生活環境的美，也能感受到作者借景抒情、隨物賦形的精神世界。因此美育的落地，要從美學回歸到人們逐步循美而居的美好向往，去感受環境營造中美與文化相映成趣的風土人情。

　　在中國現代化征程中，人類的現代化與物質生活的現代化同等重要。從物理空間環境到人文社會空間環境都需要經過科學系統的設計與規劃，除了“拆建修補”的物質轉變，更不能忽視“以美育人”的精神追求。近年來，浙江大學、同濟大學、湖南大學等高校相繼發起了社會創新項目，面向“創新、創業、創造”營造“美好生活”，通過“設計+科技”改造社區和鄉村，實現社區和鄉村建設“由亂變美、由美變智、由智變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從“欣賞”中滋生的創造力不僅僅讓城市和鄉村向美而行，也幫助城市居民和村民發現美、留住美，“我屬于這里”的身份認同感油然而生。如今，環境美學已成為開展美育的主要陣地，環境美學的營造關乎社會美育水平的提升，關乎城市和鄉村的發展質量，更關乎發展的人文內涵和人民的生活體驗。

　　通過“設計”讓生態文明中的美與人類文明各隨其宜

　　生態美學的核心任務是自然美的賞析與生態文明的保護。自然的美與人力創造的對象相比，并非以具形示人，而是真正蘊含著宇宙感、歷史感、生命感，從四季更迭到生命變換，萬物皆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因此，將生態美學引入美育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應有之義。在人類與自然持續不斷的互動中，人類逐漸領悟到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上走彎路，人類文明才能得以延續。始建于兩千年前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因勢利導、無壩引水，創造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水利形式，并孕育了成都平原蜀文化的繁榮發展，其設計思想背后蘊藏的是靈活運用、隨機變化的智慧與勇氣。所以美育的落地，要從美學回歸到人類越發以美向善的共同夢想，以實現生態文明中美與人類文明各隨其宜的和諧永續。

　　剛剛結束的北京冬奧會不僅向世界呈現了一場精彩紛呈的冰雪盛宴，也向世界展示了一整套綠色奧運的中國實踐：推進能源結構改革，用張北的風點亮冬奧的燈;將國家游泳中心通過“水冰轉換”變為兼具游泳館和冰壺館功能的場館;采用氫氣作為燃料實現手持火炬的零碳排放……“綠色辦奧”的中國方案圍繞“零排供能、綠色出行、清潔環境”等方面統籌設計重點任務，在實踐中牢固樹立和切實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以兌現人類向大自然許下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承諾。生態美學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哲學命題，也是孕育美育、滋養美育的生命搖籃，更是從“人類與自然的和解”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在探索美育的實施道路上，應積極發揮“設計”在美育中的促進作用，以美學觀照生活，以美育浸潤生命，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邁進，踐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使命。

　　(作者梁存收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編審;羅仕鑒系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工業設計系教授、博導。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時代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實施路徑研究”[21AZD056]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