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未成年人保護提供堅實法治保障

　　此次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國際性和本土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理論研究與實務的較高水平。

　　據法制網報道，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日前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修訂草案著力解決校園安全和學生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沉迷網絡等問題。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何毅亭介紹：“當前，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面臨的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有家庭監護、校園安全、人身權益受侵害、網絡沉迷等。修訂草案對這些問題均予以積極回應，著力制定和完善相關制度，以推動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化走向更高水平。”

　　自《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通過以來，國際社會不遺余力推進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化進程，并不斷更新迭代。《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也為進一步推動和實現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化提供了方向性、原則性指引。作為首要原則，“依法保護原則”深刻論述并揭示了未成年人保護體系的構建基礎，即將立法、執法、司法作為未成年人保護的堅強后盾，這不但是未成年人保護當前和未來的重要任務，也是相關機制在法治軌道上得以完善、運行和實現的有力保障。

　　近年來，未成年人保護領域既要應對老問題的滋擾，也要面對新問題的考驗，然而更多的還是新老問題交織：校園安全及學生欺凌警鐘長鳴、監護人侵害甚至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時有耳聞、未成年人沉迷網絡不能自拔等。從這種角度看，未成年人保護的法治建設之路，實則艱辛而漫長。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制定、補充與修訂，莫不是與一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相吻合的，體現一國的法治文明程度。作為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建設的框架性基本法律，從目前所公布的草案條文來看，此次修訂草案可以視為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化的里程碑，其在沿革上與以往法律條文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也不乏對現實問題的有益探索，更有對域外先進經驗的借鑒。可以肯定地說，此次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國際性和本土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理論研究與實務的較高水平。

　　一方面，修訂草案進一步確立了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化的特色制度與框架結構，有效協調了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政府保護及網絡保護之間的關系，使各部分形成了相互支撐的完整體系。此次修訂穩中有變：在保留原有總則部分的基本原則、價值理念這一前提下，新增包括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若干新原則。修訂草案也進行了必要的結構性調整，如新增“網絡保護”與“政府保護”兩章。從曾經的立法缺位到如今的專章設立，“政府保護”章節將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職責進一步明晰化，特別明確了各級政府應當設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委員會，這為建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協調機制及落實國家監護的兜底責任提供了制度框架。

　　另一方面，修訂草案較大程度上消除了條文過少、規定含糊、較難落實等歷史弊端，以增改刪并舉的方式調整體例結構、擴充條文數量、強化保護措施。最為顯著的是條文從原有的72條增加到130條，幾乎翻了一倍。條文本身亦盡可能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述，將具體制度的基本內涵、義務主體、適用要件、程序內容做了詳細規定，便于操作和落實。這折射出未成年人保護法立法技術在不斷完善和提升，亦將積極推動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化的建設進程。

　　縱覽草案全文，不僅沒有回避社會熱點問題，更是積極回應了當前一段時間以來未成年人保護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比如，明確了學校應建立學生欺凌防控機制且在欺凌處置中承擔首要職責，這有助于進一步落實“立德樹人”的教育方針。另外，條文本身體現出國際化與本地化相輔相成的趨勢，如由國家親權而來的國家監護，既是在未成年人保護視角下對域外國家在家庭監護功能不彰時的國家兜底責任予以借鑒，也是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下對中國傳統親權制度進行深刻反思與有力改造。又如，在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行業，建立違法犯罪人員前科查詢及從業限制制度，亦是在借鑒域外經驗基礎上，從對上海、浙江等地司法與教育行政等部門聯動實踐的探索而來。

　　(作者系暨南大學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