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期間，很多高校推遲開學時間，按照“停課不停學”的思路，高校教師在家里通過各類互聯網平臺進行網絡授課。一方面，抗疫讓網課一時成為高校教育的剛需標配;另一方面，高校網課通過大眾平臺開始全面走向社會。
其實，高校的網課教育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開始，網課只是傳統課堂授課的補充，或者是專門針對函授學生進行的授課。抗疫期間，網上講課被全面推廣，很多高校幾乎所有的課程都通過互聯網的方式進行，既包括老師的講課過程，也包括學生的上課互動，學習資料和教學監督系統。本次抗疫期間網課教育的全面普及，對我國網絡教育發展和高校教育面向全社會的普惠意義非凡，至少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受眾多元化。抗疫期間，自我隔離的客觀需求，讓學生和家庭長期綁定。老師講課期間，也正是學生和家庭在一起的時候。實踐中，至少有半數以上的學生聽課，是有家長“旁聽”的。特別是人文社科類學科，如外語、歷史、法律、社會、經濟及實踐性較強的學科，學生家庭成員的“伴聽”，讓高等教育受眾更加多元化，這就使得高等教育更加普惠。
第二，平臺多元化。按照教育部的相關建議，至少有三四十個教育類、直播類、通信類平臺被納入到網課系統。除此之外，各個高校還結合網絡實踐需要，依照教師、學生的使用習慣，允許使用更多類型的平臺，這就使得高效課堂成為抗疫期間網絡平臺的特殊必需品。有些平臺甚至為此籌建了相關慕課體系，這就為未來高校網絡教育技術夯實基礎做好了充分準備。
第三，課程多元化。一般來說，高校教育形式與內容應該是相統一的關系，網絡教育帶來的形勢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思路、講課技巧和授課內容。
首先，網課教學考驗老師教學基本功。在傳統課堂上，對老師的教學水平很難明確的判斷標準，或者說，講得好不好，教學評價體系很難直觀表現。網課出現后，講課能力的高低常常會通過在線人數、評論和點贊數量、互動情況進行衡量。講得好與不好，除了學生之外，家長、網民、其他專家都可以進行評價，這在客觀上鞭策了授課老師要努力提高講課技巧。
其次，網絡互動增強了課堂活躍度，讓老師和受眾達到教學相長。我本人在講課過程中，經常遇到學生留言、點評、提問等環節，這些互動往往能夠提供更為鮮活的案例，或者更加新奇的思路和更加實踐化的思想。這些網絡教育中出現的互動，不僅能讓網課更加有趣，而且還能激起教課老師更多科研的“火花”。
再其次，全社會網民的參與，讓網課成為抗疫期間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觀。在我講課過程中，很多網民將與本課有關的案例發到討論群，或者在線提出問題，這就讓我們的法學教育更加實踐化。學以致用速度之快，可能只有在直播教學這種形式下才能真正體現。比如，我講到網絡用戶權益法律規定時，有網友會將在直播電商中容易遇到的法律問題通過課程講授加以輔助說明，甚至在我講授完畢后，聽完課的學生也可以通過網絡現場答疑解惑。很多網民通過課程，意識到法學的價值;很多學生意識到了法律實踐的意義;很多老師看到了自己教學的效果;更有跨學科、跨專業的學生了解了不同學科的特點。也許，這才是網課教學的最大收獲。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原載《檢察日報》，有刪節)